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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19日电题：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中新财经记者吴涛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近日，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侯阳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微软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微软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微软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

　　侯阳还表示，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微软在中国落户30年。从1992年微软在北京开设第一间办公室，到如今在中国分公司遍布上海、苏州、深圳、武汉、广州等13个城市，您如何评价微软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在中国市场耕耘这么多年，微软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侯阳：微软始终坚守作为一家全球科技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助力中国社会、企业、人才发展的成果。例如，面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中国机遇，微软与各方深化合作，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技能的教育培训，广泛拓展人才发展前景，为更多人提供平等、包容的发展机会。

　　在中国，微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市场和区域的特色模式，同时也深知拓展新市场的不易，因此我们希望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到更多的企业。微软一直积极助力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谋求更广阔的业务发展；同时也凭借自身经验，赋能更多跨国企业本土创新，且激发本地创新反推到全球。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支持中国发展的承诺，持之以恒地推进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各方伙伴携手共进，为中国技术、生态、人才、社会等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微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业务增长点？

　　侯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稳居世界前列；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展现出来的韧性和活力，外国企业有了更多在华投资兴业的机会，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

　　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新常态下，从混合办公、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场景在中国快速发展普及就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的具备的韧性和潜力都是不可估量的，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微软覆盖全球的技术、服务和资源，携手各行业客户与各方合作伙伴，共同发掘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机遇，助力更多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跨国企业本土创新。

　　中新财经：目前中国不少企业还面临数字化转型，并且具有紧迫性。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这对如微软这样的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侯阳：中国企业之所以要进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双重需求。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力、竞争力及运营效率，实现更高效更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疫情改变了传统以办公室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远程办公和混合工作模式使得企业在面临业务数字化，跨地区协同等问题时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我们与数以万计家本土合作伙伴建立了独特的共生关系，以助力本土创新。一方面，微软合作伙伴体系具有独有的“凝聚力”，集多年技术、能力、资金、资源一起，助力合作伙伴发展创新文化和业务韧性，提升技术与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微软更加开放、更具多样性、更包容的本地生态体系，也汇集了成千上万家本土广域渠道伙伴的优势和能力专长，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业务需求的中国客户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

　　作为一家有追求、有愿景的科技公司，微软将继续凭借先进的技术、开放的平台、全面的服务以及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网络，持续创新投入，助力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挖掘数字化转型的市场机遇，更好地服务千行百业的企业客户实现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

　　中新财经：通过控制碳排放，帮助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共识。中国也提出“双碳”目标，结合微软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侯阳：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中国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微软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先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持续投入。微软宣布了公司碳排放承诺以应对气候危机：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到2050年，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碳排放量总和。

　　落户中国30年以来，微软也积极参与及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共同创建美好家园。新建的微软智能云绿色数据中心从四大“底层逻辑”进行脱碳——IT运营效率、IT设备效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数据中心的绿色理念发挥到极致。

　　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的微软北京园区于2021年通过海淀区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综合验收，实现了27.9%的节能率，相比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放的碳排放额累计节约25027吨。

　　在未来，微软将继续使用AI、IoT、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与行业伙伴合作，创造更有效的碳排放解决方案，为中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诸多政策措施中，您对哪些方面感受较深？有哪些建议？

　　侯阳：营商环境逐渐成为企业投资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颁布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法案，让中国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市场国际化的提高，使得外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外企业合作方式也将更加国际化，这将使外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也将使中国更具全球号召力。这些无论是对微软自身在华布局，还是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的企业转型升级，都将带来积极地推动作用。

　　落户中国三十年，微软始终看好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深具信心；微软在自身持续在华投入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经验和技术支持，帮助在华外企更好地开展业务。

　　中新财经：微软未来在中国有哪些具体投资计划？投资金额、时间安排上，能否做一个介绍？

　　侯阳：微软在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我们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在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与众多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携手，点燃中国智慧、拓展中国机遇。

　　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也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微软也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

　　微软始终重视新常态下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为数字经济时代提供人才保障。我们宣布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免费开放基础技术认证资格。再次升级“日出计划”，通过整合现有生态资源，构筑微软生态体系的学习就业平台。我们还准备与中国电子学会携手，共同推动平台化教育资源。

　　微软同时也规划一系列创新举措，以促进合作伙伴生态活力循环。微软云伙伴计划将与有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开发类和服务类合作伙伴共同构建基于微软产品架构的深度应用与创新，赋能云总代拓展广域中小企业市场等一系列从全球到本土的合作伙伴生态战略及产品更新。

　　中新财经：您提到在中国要加大人才吸纳，微软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实现降低人才创业门槛、反哺微软业务的？

　　侯阳：新常态下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同样也是对人才发展和培养的要求。基于此，微软发起了一系列赋能创新人才的计划，我们希望借助自身的平台、资源和技术能力，予力更多中国青年，成就不凡。

　　微软积极推动面向不同人群的人才赋能，通过“编程一小时”助力中国青少年开启计算机科学新世界，“创新杯”为中国学生提供孵化创意的机会与平台；“日出计划”联手国内高校建立起需求对接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进阶体系；

　　“数字技能赋能”项目旨在打造本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微光计划”为职业院校学生、残障人士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学习与就业环境；“数字未来•女性赋能”项目帮助更多中国科技女性提升数字技能，拥抱数字未来。

　　在中国，微软一直以来致力于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一系列面向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交流活动、高校科研合作以及课程建设大力支持中国本地化人才培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培养了大量的杰出软件人才和创新团队，成为新技术、产品和研发团队的孵化器。

　　微软还与各地方政府合作的微软创新生态赋能平台，覆盖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为本土创新人才提供从技术、资源到平台的扶持，为中国创新人才和开发者“加码”，并为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注入创新活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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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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